公元前206年2月，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，并分封18个诸侯王，其中，刘邦为汉王，统治巴蜀及汉中地区。从此，拉开了楚汉相争的序幕。直至公元前202年12月，韩信设计引项羽陷入十面埋伏之中，项羽率残余兵众逃至乌江，自愧无颜见江东父老，有船不渡，仰天长叹，伏剑自刎，楚汉战争结束，诸侯尊奉汉王刘邦为皇帝，西汉王朝建立。

       楚汉相争仅短短4年，势力明显劣于项羽的刘邦为何能夺取天下？我自认为原因有三：

       其一，顺应民心是根本。公元前206年10月，刘邦率军抵达霸上，秦王子婴乘白色车，驾白色马，颈系绳子，手捧封好的皇帝玉玺和符节，伏在轵道亭旁向刘邦投降。众将领中有人主张杀掉秦王，但刘邦却说：“当初怀王之所以派我前来，原本就是因为我能宽容他人，何况人家已经投降，还要杀人家，这样做是不吉利的。”于是，便将秦王子婴交给部属监管起来。

       刘邦领兵进入咸阳，众将领都争先恐后到秦朝贮藏金帛财物的府库瓜分财宝。刘邦看到秦王朝的宫室、帷帐、各种狗马、贵重宝器和宫女数以千计，便想留下来享用。樊哙劝说：“您是想拥有天下，还是只想做一个富翁呢？这些奢华之物都是招致秦朝灭亡的东西，您要它们有什么用呀！”张良也劝说道：“秦朝因为不施仁政，所以您才能来到这里，而为天下人铲除残民之贱，应如同丧服在身，把抚慰人民作为根本。”刘邦采纳了良臣的忠言，率兵撤回了霸上。到了11月，刘邦又将各县的民众和有声望的人全部召集起来，对他们说：“父老们遭秦朝严刑苛法的苦累已经很久了！如今与父老们约法三章：杀人者处死，伤人者和抢劫者要受处罚，除此之外，秦朝的法律统统废除，官吏和百姓都安定不动。我之所以到这里来，是为了替父老们除害，而不是来欺凌你们的，请你们不必害怕！”于是，百姓们无比高兴，惟恐刘邦不在秦地称王。

       项羽的做法恰恰相反。12月，项羽领兵西进，洗劫屠杀咸阳城，杀死了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，放火焚烧了秦朝宫室，抢劫了秦朝的金银财宝和妇女东去，秦地的百姓大失所望，逐产生了对项羽的仇恨。

       有道是：得民心者得天下。刘邦顺应民心，项羽则逆民心而行，谁主沉浮已无需多言了。

       其二，善用人才最重要。汉王刘邦原有张良、萧何二将，后在萧何的举荐下，将四处投奔无门的韩信收归属下，并封为大将军。张良善于谋划，是指挥战争的帅才；萧何则善于处理国事，筹集粮饷，安抚百姓，做后方事务；韩信则善于率兵打仗，冲锋陷阵。刘邦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，用其之长，论功行赏，使之甘为汉王效劳。而项羽则嫉能妒贤，对有功的人嫉恨，对贤能的人猜疑。当初，汉王刘邦与他共同攻打秦军取得大胜后，项羽就开始怀疑刘邦，设鸿门宴企图谋杀刘邦，后被刘邦识破趁机逃脱，这也埋下了楚汉相争的祸根。由于项羽与人无法共事，手下人才也就甚少，唯有范增一员贤良，却最终也中计对其不信任，导致范增愤然离去。不信任部属，不能论功行赏，嫉妒贤能，是项羽失败的重要因素。刘邦在一次酒宴上问各诸侯、将军：“我之所以能取得天下，项羽之所以失掉天下，原因何在呀？”高起、王陵回答道：“陛下派人攻城略地，攻取了城邑、土地就分封给他，与大家共享利益。项羽却不能这样，这就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。”听了两位的话，刘邦说道：“公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夫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；镇国家，抚百姓，给饷馈，不断粮道，吾不如萧何；连百万之众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韩信。三者皆人杰，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。项羽有一范增而不用，此所以为我擒也。”意思是说：论谋略，张良能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我不如他；论镇守国家，安抚百姓，供给粮饷，保持运粮道路畅通无阻，我不如萧何；论率兵打仗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我不如韩信。这三个人是人中英杰，而我能够任用他们，这就是我所能取得天下原因。项羽虽然有一个范增，却不能信任使用他，这便是我打败他的原因。汉王刘邦的这段话，充分说明了善用人才的重要性。

       其三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项羽是一个狂妄自大之徒，一生多行不义。公元前206年，项羽假尊楚怀王为义帝，而自封为西楚霸王，后又将义帝逐出彭城，自己在那里建都，并派人到江南暗杀了义帝，实属天下最不仁之举；攻占秦城后，项羽焚烧秦朝宫室，掘毁秦始皇陵墓，盗取财物据为已有；诛杀已经归降的秦王子婴，采用欺诈手段，在新安活埋了已经归顺的二十万秦兵；执政不公，把好的地方封给各个将领，而迁徙放逐原来的诸侯王；主持盟约不守信义，设鸿门宴企图谋害与之共谋大业的刘邦……实属大逆不道，为天下所不容。俗话说得好：多行不义必自毙。这段历史就是最好的验证！

      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周纪一“三国分晋”中有这样一段故事，讲的是李克向魏文侯推荐宰相的事。一日，魏文侯对李克说：“先生曾经讲过：‘家贫就想到良妻，国乱就想到良相。’现在设置宰相，不是魏成就是翟璜，你看他们两位怎么样？”李克不愿意回答，便推辞说：“地位卑下的不应当替尊贵的打算，感情疏远的不应该替亲近的打算。臣以在野的身份，实不敢应命。”文侯说：“先生面临决定国家大事的时候，请不必客气。”李克无赖，但又不好正面回答，说：“君弗察故也。居视其所亲，富视其所与，达视其所举，穷视其所不为，贫视其所不取。五者足以定之矣，何待克哉！”李克告诉文侯，看一个人，平时多注意和他亲近的人，有钱时注意和他交往的对象，显达时注意他保举的人士，穷困时注意他有所不为的操守，贫贱时注意他不随便谋取的态度。从以上五种角度观察，就可以判断一个人的优劣了。文侯顿时明白了，启用了虽然俸禄有千万种，但将十分之九用于社会的魏成为宰相。

       李克之所以向文侯举荐魏成，是看中了魏成的人品和才能。他并没有推荐其弟子翟璜。因为，魏成在各方面与翟璜相比都略胜一筹。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克的人品和才智不同凡响。

       李克荐相的故事，告诉我们评判一个人的简单方法。象魏成这样的人，虽然身居高官，享受厚禄，但他却并没有因为职位显赫而胡作非为，以权谋私，结党营私，而是时时处处心系百姓，平时交往最多、关心最多的就是老百姓，他把自己收入的百分之九十都用于社会，用于百姓，为国君积极举荐贤能良将，而非自己的亲信，他所推荐的人后来都成为了文侯的老师，为国家兴旺发达起到了重要作用，象魏成这样的圣贤，文侯岂能不用？

       然而，社会上却有一种人则与魏成恰恰相反。当他贫穷时，为了吃饱肚子，不惜去偷去抢，有奶就是娘，没有一点骨气和志气；一但他得势，就会依仗权势，欺压百姓，以权谋私，甚至结党营私，把自己的亲信安排在有权有势的重要位置上祸国殃民，这样的人绝非圣贤，谁用谁倒霉！

       由此看来，文侯确属（至少在选国相时属）明君，否则，他会选择那些平时对他阿谀奉承、缺德少才之流，因为，这样的人听话，对主子就象狗一样，成天摇头摆尾，投其所好，而对下属则是吹胡子瞪眼，穷凶极恶。然而，文侯最终听了李克的话，任用了圣贤魏成为国相。岂能不是明君？

       《资治通鉴》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，成就最高的编年体通史，由北宋政治家、史学家司马列光等历时19年编辑而成。成书后即被皇太子奉为“第一必读治国教材”。

       《资治通鉴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公元前403年），下至五代后周显德六年（公元959年），跨越1362年的历史，其篇章也十分浩瀚，共分294卷，300万字，加有《目录》30卷，《考异》30卷，编写结构上以年月为经，史实为纬，依年代顺序通贯叙述史实，用追述和终言总结的手法说明史实的前因后果。

       《资治通鉴》是宋神宗赐名，意为“鉴于往事，有资于治道”，即吸收历史兴衰成败的教训，作为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借鉴。《资治通鉴》成书以来，被奉为金科玉律，无上宝典，在科技发达、市场活跃的今天，仍不失为经商管理、为官行政者必备之典籍。

       我不敢说已明白其理、其意，对古人的教诲也只能略有收获和感悟。

       感悟之一：天子之职莫大于礼

      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周纪一“三国分晋”，讲述了公元前403年，周威烈王姬午正式分封晋国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国君，史称“三家分晋”的历史典故，论述了天子治国与礼教的关系。司马光说：“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，礼莫大于分，分莫大于名。”即是说，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，而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，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。那么，什么是“礼”？什么是“分”？什么又是“名”呢？司马光是这样解释的：“何谓礼？纪纲是也，何谓分？君臣是也，何谓名？公、侯、卿、大夫是也。”也就是说：“礼”——就是朝纲、法纪，用现代话说就是“法律”、“制度”的总称，而“法纪”的核心就是要排列好上下级顺序，区分好各级的地位与差别，做到君臣有别，要区分地位，就要给不同的阶层的人确定不同的官爵，如公、侯、卿、大夫等。这就是“礼”的实质。天下亿万众生，都受制于天子一人，尽管有的人才能超群，智慧绝伦，也不敢不在天子足下为他服务，这就是“礼纪朝纲”的作用。只有天子统率三公，三公督率诸侯国君，诸侯国君节制卿、大夫，而卿、大夫官员又统治百姓，上层指挥下层，下层服待上层，这样，才能下下互相保护，从而使国家得以长治久安。故曰：“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。”

       这是古代天子治国之道，从古至今无不如此。看看现在各国军队的体制和管理方法，不正是在各种“条令条例”的规定之下，将人分成了列兵、士兵、士官、尉官、校官、将官吗？而这些不同等级的官员也都配以不同的装饰物加以区别，在军队里，绝对坚持下级服从上级这条纪律，只有上级指挥下级，绝没有下级指挥上级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保证步调一致，才能打胜仗。一个国家也是如此，如今人们把国家所属区域分成若干个行政区域，如省、市、州、县等，分别规定了各级的“官爵”名称，并规定了各级所具有的权力和义务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各施其职，国家才能长治久安，强胜壮大。当然，法制是需要不断完善和健全的。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，都在按照本国宪法所规定的时间进行着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完善，建立健全适应于不同时期社会、经济发展需要的各种法规，这也充分说明了法律、规章、制度在管理国家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。美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发达的国家，其法律法规也是全世界最健全的。然而，就是在这样一个文明、发达、法制健全的国度，杀人、抢劫、盗窃、绑架……每时每刻都在发生。很难想象，一个国家没有法律将会是什么状态！一个单位没有制度又将会是什么样子！因此，在当今世界，为官行政必须注重法制建设，只有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，才能做到依法治国、依制度管理。国家是如此，单位亦是如此。

       依靠制度抓管理，是现代管理唯一的、也是行之有效的规律之一。然而，“礼教”强调“辩贵贱，序亲疏，裁群物，制庶事，非器不形，名以命之，器以别之。”其封建思想显而易见，它把依法治国，依制度管理建立在贵贱有分、亲疏有别上，是极端错误的。如果“刑不上大夫”，怎么做到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？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，这些法律和制度又怎么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而得以执行呢？这实际上制造了法制腐败，用法律和制度保护的是达官贵人，而欺压的是普通百姓，在文明发达的当今社会中是根本行不通的。社会越发展，越需要法制，人类越文明，越需要民主，把依法治国、依制度管理建立在以人为本、公平执法的基础上，是法制建设的核心之所在。

       人们常说：从现在做起，从小事做起。这是做人做事最难做到的。抓管理光有法规制度不行，而持之以恒，从小事抓起才是管理工作最难也是最重要的。《资治通鉴》中有这样一句话很值得我们借鉴：“治其微，则用力寡而功多；救其著，则竭力而不能及也。”说的是，矫正初起的小错，用小力而收效大；挽救已经明显的大害，往往是竭尽全力也不能成功。从古至今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，所以，古人常常教道我们要“防微杜渐”。要想管好一个单位，就必须持之以恒，从点滴抓起，从小事抓起。只要是违犯了规章制度的人和事，不论其职位有多高，个人关系有多深，都要严格按照制度处理。要把不正之风消灭在萌芽状态，决不让其发展！小问题变成大问题之后才处理，只能是“亡羊补牢”——为时晚矣！

小提琴协奏曲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由何占豪、陈钢作曲。1959年写成并首演，您现在听到的是再现部——化蝶。

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描述了梁、祝二人的真挚爱情，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愤怒的控诉与鞭笞，反映了人民反封建的思想感情及对这一爱情悲剧的深切同情。

乐曲的结构为奏鸣曲式，由引子、呈示部、展开部、再现部组成。作品从故事中择取“草桥结拜”、“英台抗婚”和“坟前化蝶”三个主要情节，分别作为乐曲呈示部、展开部及再现部的内容。

引子：乐曲一开始由长笛奏出了华彩的旋律，呈现出一派春光明媚、鸟语花香的景象。由双簧管奏出的主题音调，取自越剧的过门音乐。

呈示部：主部主题──在竖琴的伴奏下，小提琴演译出纯朴而美丽的“爱情主题。”

副部主题──与柔美、抒情的主部主题形成鲜明的对比。音乐转入活泼、欢快的回旋曲。独奏与乐队交替出现，描写梁祝同窗共读时的生活情景。在弦乐颤音的衬托下，梁祝二人同窗三载就要分别，音乐表现十八相送、长亭惜别的依恋之情。低沉的音响预示出不详的事情就要发生。

 展开部：由三部分构成，抗婚、楼台会、哭灵投坟。 铜管乐奏出了表现残暴的封建势力的主题，紧接着小提琴采用戏曲的“散板”节奏，奏出英台惶惶不安和痛苦的心情。 乐队以强烈的全奏，衬托着主奏小提琴猛烈的切分和弦奏出反抗主题。 音乐突然停顿下来，又转入慢板乐段──“楼台会” ，这时大提琴与小提琴对答式的手法“一问一答”，如诉如泣的曲调。 音乐急转而下──哭灵投坟，乐曲运用戏曲中的紧拉慢唱的手法，将祝英台悲切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至。 锣、鼓、管、弦齐鸣表现祝英台纵身投坟，全曲达到了最高潮，乐队奏出赞颂的音调。

再现部：乐曲出现了引子的音乐素材，而这已不是人世间的美景，而把我们带入了神化的意境。“化蝶”（当祝英台撞向石碑，墓穴突开，祝英台纵身投入后，从坟墓中飞出一双蝴蝶），我们又再次听到了那段熟悉的“爱情主题”。

        时间是什么？

       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曾经出过一个意味深长的迷：“世界上哪样东西最长又是最短的，最快又是最慢的，最能分割又是最广大的，最不受重视又是最值得惋惜的；没能它，什么事情都做不成，它使一切渺小的东西归于消灭，使一切伟大的东西生命不绝。”

        后来有人猜中了这个迷：最长的莫过时间，因为它永远无穷无尽；最短的也莫过时间，因为它使许多人的计划都来不及完成；对于在等待的人，时间最慢，对于在作乐的人，时间最快；它可以无穷无尽地扩展，也可以无限地分割；当时谁都不加重视，过后谁都表示惋惜；没有时间，什么事情都做不成；时间可以将一切不值得后世纪念的人和事从人们的心中抠去，时间能让所有不平凡的人和事永垂青史。

        我们应该珍惜时间。汉乐府《长歌行》有这样的诗句：“百川东到海，何时复西归？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”唐末王贞白《白鹿洞》诗中更有“一寸光阴一寸金”的妙喻。鲁迅先生对时间的认识更深刻，他说：“时间就是生命。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，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。”时间对于我们来说，实在是太有限、太宝贵了，我们没有权力空耗自己的时间，更没有权力去空耗别人的时间。

        最近，电视剧《亮剑》在各大卫视频道热播。应该说，这部电视连续剧确实是一部很好的革命历史剧，剧中主人翁李云龙是当年无数革命前辈的缩影。我非常喜欢这部电视剧，同时也非常喜欢李云龙这个人，看到他就使我想起那些部队的老首长，也是那样的果敢、直率、开朗、不计小节。李云龙那种粗中有细、直中有谋、敢说敢干、雷厉风行的优秀品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想，凡是看过这部电视剧的人都会为它叫好的，否则，不会在党的十七期间各大卫视都把它作为主题节目重播的。

        但是，美中不足的是，我经常看到李团长、甚至李师长带领几十个人冲锋陷阵，直接指挥某位参谋或是某位连长，这使我产生了一些疑问：这是我们英雄的八路军指挥员吗？

        在《亮剑》中有一场戏，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映象，李云龙师长率部行军，走在部队最前列（也许抗日战争时期的行军序列是这样吧，在这里不好说对与不对），当他得知上级允许各自为战时，他及时下达了“前卫变后卫，向后——转！”的命令，随即部队向后转，跑步去打楚云飞了。

        我认为这是该剧的最大失误之处，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，当一个团、一个师在行军时，其行军纵队有多长，纵队序列是怎么编配的，指挥所应该在什么位置。且不说师长在行军序列的最前列符不符合军事常规，单说这个命令下得下去吗？试想，一个师正在行军，一般一个师的行军纵队长度应该在几十到百公里左右，请问仅凭李师长的大嗓门儿，后卫部队能听到吗？其次，再说“后卫”能不能在李师长一个口令中变成“前卫”，当过兵的人都知道，一个师的前卫部队应该是一个团，且配备有精良的作战武器和战斗力较强的作战人员，而后卫部队就不一样了，一般情况下是师的预备队，其战斗力比前卫部队有着明显的差别；如果是分几个纵队行军，一般各团为独立的行军纵队，师首长机关包括师直分队为一个行军纵队，其后卫部队一般为后勤保障分队，如医院、给养等，这种情况下，作为一师之长，能不明白前卫与后卫的区别吗？如果明白这个道理，他还能下达这样的作战命令吗？如果不明白，那这个师长也就太草包了。但是，从电视剧中可以看到，李云龙是一个身经百战，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指挥员，一个作战经验丰富的师长，怎么会这样指挥部队作战呢？只有一种原因，那就是我们的电视剧导演太不懂军事了。